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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很多人都经历过这样的孤独：

曾经无话不说、形影不离的童年小伙伴，曾经同吃、同住、同睡的同学，曾经在工作后相互鼓励和扶持的同事，曾经有无数共同话题的好朋友，在分别多年、再次相见之后，却有着一种难以交流的隔阂。

相隔多年，本有一肚子的话想要诉说，可一开口却发现双方的认知并不在同一条水平线上。

要么人家的认知远远高于我们，关心的事情我们压根就没接触过，根本听不懂。

要么我们的认知远远高于对方，我们说的话题对方也是一脸疑惑，不知如何接话。

于是，我们心中就会升起一种难以诉说的孤独感：

不是说好一起仗剑走天涯吗？不是说好要做一辈子的知心朋友吗？不是说好彼此之间没有秘密吗？

怎么如今成了这样？

尤其到了春节回乡时、老同学聚会时，便是故友相见的高峰时期，这种感受非常明显。

曾经共同经历的美好时光还刻在记忆里，曾经深厚的感情还印在心里。

只是一开口仿佛又被一种无形的墙挡住，只好又将话咽回肚里。

长大了，成熟了，反而见外了。

好吧，既然目前的认知差距如此之大，没有当下生活的共同话题，那就只好聊起曾经共同经历的时光、共同认识的伙伴吧。

至少那里有我们的共同的记忆、共同的欢乐、共同的话题。

学生时，我们学习鲁迅的文章《故乡》，文中描述了这么一个场景：

当中年时期的作者见到童年伙伴闰土时，中年闰土却是一脸苦相，毕恭毕敬地称呼他为“老爷”，然后作者便写道：

“我似乎打了一个寒噤；我就知道，我们之间已经隔了一层可悲的厚障壁了。我也说不出话。”

学生时代的我们还难以感同身受，我们会互相看看坐在一起的同学们，笑着说“怎么回事？“我们是一辈子的伙伴”。

可当时光流逝，曾经的故人再次相遇时，我们才会发自内心地感悟：

什么时候，我们变成了鲁迅和闰土？

那么，曾经认知在同一条线的人，他们的认知差距到底是怎么拉开的呢？

我们可以从青年时期毛泽东的成长历程中找到答案。

他是引领时代浪潮、谱写中国历史新篇章的伟大领袖，是在国际局势中纵横捭阖、影响深远的时代巨人。

但他并不是“神”，而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他在青年时期也有一段认知提升的成长之路。

他是一个农民家庭的儿子，是在一个叫做“韶山”的山沟沟里走出来的“石三伢子”。

只是后来他经历了一些常人未曾经历的事，才出现了一系列的认知升级。

让我们回首伟大领袖在青年时期的成长经历，从他的身上思索我们自己的人生。

2

据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传》记载，毛父顺生和大多数农民一样，试图按自己的生活模式塑造儿子。

毛泽东从6岁起就做一些家务和农活，如拔草、放牛、拾粪、砍柴，识字后也帮父亲记账。

特别是14到15岁大约两年的时间内，毛泽东成天在地里跟家中雇的长工一同干活。

如果按照这样的人生轨迹发展下去，毛泽东就会变成一个种田能手，一辈子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普通农民。

那么，未来的中国历史到底会走向何方？将来由谁来“数风流人物”？一切都成了未知。

但与普通农家孩子不同的是，少年时代的毛泽东就特别酷爱读书，简直可以用“嗜书如命”来形容。

为此，父亲毛顺生还多次埋怨过他，说他在夜里费油点灯，还耽误干农活。

于是，少年毛泽东就与父亲沟通：

我绝不耽误干农活，但一定要允许我读书，只要有书看，什么都可以商量。

在那个信息闭塞的山沟沟里，少年毛泽东最爱读被私塾先生称为“闲书”和“杂书”的《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精忠岳传》、《隋唐演义》等。

这些书是最能丰富他心灵世界的。

《水浒传》中汇聚在梁山造反的人物，便成了少年毛泽东心目中的英雄。

一切仿佛在冥冥之中自有定数，若干年后，他领导千千万万的农民向旧势力造反，以“星火燎原”之势将红旗插满全中国，不能不说来源于他在少年时期内心埋下的种子。

毛泽东在旧小说里关注的事情，在现实社会中也发生了。

1910年4月，长沙发生了饥民暴动，很多饥民被逼向官府造反，却又遭到了清政府派兵镇压，被杀者的头颅高高挂在南门外示众。

“长沙饥民暴动”的消息传到了韶山冲，大家激愤地议论了好几天，可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多人对这件事逐渐淡忘了。

这种现象不但会在那时候发生，其实在当今也会发生。

这就好比某天网络上突然出现了一个超级爆炸性的新闻，以原子弹的威力在人群中迅速炸开一样，众多网民会在几天内纷纷议论，新闻的关键词会在“百度指数”上火箭式飙升......

只是，几周、几月甚至几年后，网友们会陆续淡忘这件事，不再提及，依然过着与过去一模一样的生活......

只是，在周围绝大多数人淡忘之时，“长沙饥民暴动”却让毛泽东久久无法平静，有太多的事情让他想不通。

几十年后，他感慨地说：“这件事影响了我的一生”。

念念不忘，必有回响。

也正是1910年，大他9岁的表哥文运昌来到了毛家，表兄弟俩谈及了包括“长沙饥民暴动”在内的很多事。

文运昌的谈吐让毛泽东对事件发生的原因稍稍有了一些理解，但更多的问题又萦绕在他的心中，难以消化......

文运昌对表弟说：“你窝在这个山沟沟里，见识怎么可能长远？”

这句话像一块巨石，在少年毛泽东的心中激起了千层浪......

在当时，文运昌是毛泽东所有亲戚里学识最渊博的一位，他也正是毛泽东最初的思想启蒙人。

从后来者的角度上看，文运昌在中国历史上起到的作用，很像是“砸中牛顿的苹果”在物理学上起到的作用。

咱们不要去神话那颗“苹果”，它其实与千千万万个苹果没什么两样，牛顿的“灵光一现”来源于其长期思考和实践的积累。

“苹果”的落下只是成为了“临界点”上最后的一个偶然事件，随后便发生了一系列的“多米诺骨牌”效应。

就当时来说，17岁的毛泽东确实还达不到文运昌的认知水平，毕竟表哥大他9岁，还在省城见过世面。

只是在41年后，即1951年——新中国成立两年之时，文运昌又见到了已成为国家领袖的毛泽东。

他的见识早已不可与表弟相比，也难以理解表弟多次拒绝其“求官”的要求。

此乃后话，在此不提。

这个例子也告诉我们，不能以短期的行为来评价一个人未来的认知，每个人都有机会突破那些比自己认知水平高的人，要相信时间的力量。

文运昌告诉毛泽东，离韶山50里的湘乡县立东山小学堂在讲授新学。

毛泽东听了很动心，便先后请八舅文玉清、堂叔毛麓钟和表哥王季范劝说父亲。

临行前，他给父亲留诗一首：

“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

这是毛泽东人生历程中的第一个转折，也成了整个中国历史的一个转折，一个波澜壮阔的时代即将在这个偶然事件中开启！

人的认知为什么会有如此之大的差异？从这段历史细节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两个字：信息！

3

1912年，时年19岁的毛泽东从省立第一中学退学，然后寄居在湘乡会馆，每天都去湖南省立图书馆看书。

但直到很多年后，他在和第一个采访红区的西方记者埃德加·斯诺聊起来的时候还说，这半年是“极有价值的半年”!

新中国建立后，他回忆起这段历史时仍然深情地说:“我当时每读一本书，觉得都有新的内容，新的体会。”

此时离他给父亲留诗离家仅仅2年时间，但信息上的充裕使他的认知实现了飞跃式的提升，他早已不是两年前那个被文运昌表哥称为“没见过世面”的“石三伢子”。

他对自己那段时间的经历做了形象的比喻：

一到了图书馆，“就像牛进了菜园，尝到了菜的味道，就拼命地吃一样。”

很快，命运将为他开辟一片更宽广的认知天地，他将进入一个更大的“菜园子”。

1918年，恩师杨昌济应北京大学之聘，举家迁居到了北京。毛泽东追随导师而来，在恩师的举荐下，他认识了时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的李大钊，并被李大钊安排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当了助理员。

在这里，除了可以在浩瀚的书海里尽情畅游之外，毛泽东更是进入了一个过去无法接触到的圈子。

北京大学是新文化运动和革命的发源地，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期间，毛泽东得以结识了当时举足轻重的革命学者和运动者。

他回忆北京大学时曾说：

“我的职位低微，大家都不理我。在那些来阅览的人当中，我认出了一些有名的新文化运动头面人物的名字，如傅斯年、罗家伦等等。我对头面人物很有兴趣，我打算去和头面人物攀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说话。”

在北京大学，毛泽东第一次知道世界上有马克思这个人，有十月革命这回事。

正因为如此，毛泽东一直对李大钊心怀感激之情，他曾说过：

“我在李大钊手下担任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曾经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李大钊是我真正的老师。”

也正是经由李大钊的引荐，毛泽东才结识了陈独秀，认识到了什么是“马克思主义”。

之后又结识了邓中夏、高君宇、何孟雄、黄日葵、罗章龙、刘仁静等一批进步青年，形成了自己的圈层。

新中国成立之后，已经成为了国家领袖的毛泽东依然对自己青年时代的这段经历念念不忘。

他曾不止一次地说，自己后来的很多思想都来源于这个具有新思想的青年圈子。

如果当年自己不走出韶山的话，那一定会跟其他农民一样被封建思想所禁锢，又怎么可能发动农民闹革命、翻身做主人呢？

在这里，除了“信息”的因素之外，还有什么因素提升了青年毛泽东的认知呢？

对了，也是两个字——圈子！

我们每个人都是“社会性动物”，都有自己的人际圈子，每个人的认知，其实就是由经常打交道的那个圈子决定的，圈子就是我们的潜意识。

对于不同圈层之间的认知鸿沟，无论我们怎么想象，它都比我们想象中要大得多！

无论是青年时期、中年时期还是老年时期，毛泽东的身边都聚集了一群对中国社会理解最深刻、治国见解最独到的圈子，这个状态伴随了他的一生。

4

如果说到“信息”、“圈子”，很多人可能会觉得很灰心：

这些与我们出身环境有很大关系，如果我们出身于普通家庭，我们身边的人际圈子也很普通，难道就难以提升认知了吗？

别急，回看青年时期尚处于韶山冲的毛泽东，无论在“信息”层面还是在“圈子”层面，都占不了任何优势，为什么却能在后期的认知层面无限超越呢？

思来想去之后，我发现还有一个因素比“信息”、“圈子”更加重要。

让我们回看他走出韶山冲之后那段求学、求真理的历程，在史册的记载中寻找答案。

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求学期间，毛泽东与蔡和森、萧子升等人如饥似渴地阅读曾文正、胡林翼等人的书籍，探讨国家的未来。

他曾这样回忆他与朋友们的师范生活：

“那时候，我和我的朋友们常常身无分文，但我们却不屑于谈论身边的琐事，我们要谈只谈大事，国家、社会、人类、地球、宇宙。”

普通人聚在一起经常爱“拉家常”，东家长西家短的，谈论国家、社会、宇宙的行为在一般人看来简直是“虚头巴脑”、“不接地气”，可青年毛泽东等人却乐此不彼。

燕雀焉知鸿鹄之志哉？

新中国成立后，有研究者在湖南全省高等中学的档案中，发现了一篇署名为“毛泽东”的作文文稿——《商鞅徙木立信论》。

此文写成于1912年6月，年仅19岁的毛泽东忧国忧民的思想情怀和利国福民的改革抱负，已经跃然在纸上。

阅卷老师柳潜拍案叫绝，情不自禁地在这篇600多字的作文上作了6个眉批。

还破例在文章最后写了一个总评，在批注中断言毛泽东“才气过人，前途不可限量”、“练成一色文字，自是伟大之器，再加功候，吾不知其所至”。

很少有人注意到，这离他走出韶山冲仅仅2年时间。

2年前，他还被文运昌表哥称为“没见过世面”呢。

幸运的是，青年时期壮志凌云的毛泽东也遇到了自己的伯乐——恩师杨昌济，正是杨昌济看出了这个学生是一个生平所未见的“千里马”。

1915年，杨昌济在给自己的好友、时任广州政府秘书长章土钊的信里介绍毛泽东和蔡和森时，写道：

“吾郑重语君，二子海内奇才，前程远大，君不言救国则已，救国必先重二子。”

在由中央电视台播出的电视剧《毛泽东》中，展现了这么一个耐人寻味的镜头：

病重期间的杨昌济特意将女儿杨开慧叫到床前，交代说：

“润之是大才，他就像一团烈火熊熊燃烧，会成就一番惊天伟业......”

在此，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仅仅几年的时间，初出韶山尚未见过世面的“石三伢子”就有如此开阔的认知呢？

那个比“信息”、“圈子”更能影响认知的因素到底是什么呢？

答案依然是两个字——志向！

当我们翻开史册，细细品味青年毛泽东的一举一动时，无不强烈地感受到他的内心有一股强大的力量。

试问，若没有远大的志向，没有强大的气魄，他何以写出一篇篇如此振聋发聩之文章？

何以在绝大多数人难以理解的情况中上下求索，追求真理？

若无内心的志向，即使有“信息”、“圈子”等外界因素，也只能被自然而然地忽略，视若无睹！又何谈认知提升？

相对于“信息”和“圈子”等外因，“志向”就属于内因。

正如他后来在“唯物辩证法”中所阐述的那样：内因才是决定性因素，而外因只是其辅助作用。

毛泽东：人与人之间的差距，到底是怎么拉开的？（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