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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陈云1947年2月7日在中共中央辽东分局会议上讲话的一部分。绝对神作值得反复品味、揣摩!为了方便阅读,格式有所改动。 我们可不可以少犯错误?这个问题提得好。拿我来说,我是中央委员,我犯了错误,影响就比较大。我们怎样才能少犯错误,或者不犯大的错误呢? 在延安的时候,我曾以为自己过去犯错误是由于经验少。毛主席对我说,你不是经验少,是思想方法不对头。他要我学点哲学。过了一段时间,毛主席还是对我说犯错误是思想方法问题,他以张国焘的经验并不少为例加以说明。第三次毛主席同我谈这个问题,他仍然说犯错误是思想方法问题。后来,我把毛主席从井冈山到延安写的著作都找来看,研究他处理问题的方法。同时再次考虑,错误到底是从哪里来的? 我得出一条结论,是由于主观对客观事物认识上有偏差。凡是错误的结果都是由行动的错误造成的,而行动的错误是从认识的错误来的。认识支配行动,行动是认识的结果。 比如,蒋介石为什么说三个月或者五个月就可以消灭我们呢?他的这种错误的判断,就在于他对我们的兵力是同群众密切结合的这一点缺乏估计,同时夸大了自己精锐武器的作用,忽视了自己军队的士气低落和同群众的严重脱离。 因此,我认为我们做工作,应当把百分之九十九的力量用在了解情况上。情况了解清楚了,就可以正确地决定对策。我在延安时从枣园(枣园位于延安城西北,从一九四三年起中共中央书记处在这里办公。当时陈云曾住在这里养病。)出来后到财办工作,如果要我明天作报告,当天晚上还忙于搜集材料,以了解情况。不忙于决定对策,而首先了解情况,这才不是本末倒置。 实事求是既容易做到,也难以做到。要做到实事求是,就要从具体分析实际情况中找出对策。人之所以犯错误,都是由于不了解实际情况就匆忙地决定对策,主观与客观相脱离。当然,我们过去所以犯错误,也不是对实际情况一点都不了解,只是了解的情况是片面的,而不是全面的,误把局部当成了全面。片面的情况不是真正的实际,也就是说,它并不合乎实际。所谓难也就难在这里。我参加革命二十多年,犯错误都是因为认识上存在片面性。要少犯错误,就要避免认识上的片面性,其方法,我概括为三条:一、交换,二、比较,三、反复。 一、交换交换是带头的。所谓交换,就是要互相交换正反两面的意见,以求了解事物的全面情况。交换时要特别找同自己相反的意见,相反的意见可以补充我们对事物认识的不足。相反的意见即使错了,也有可能反映了事物的一个方面,或者包括一些历史经验的推论。因此,对同自己相反的意见,我们也要作些分析,吸取其中有用的部分。 陈独秀的错误,李立三的错误,王明的错误,不是由于这些人发神经病,或者因为他们是傻瓜,主要是由于他们夸大了事物的一面,所谓知其一不知其二。一九三○年的革命高潮,只是比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革命运动处于低落时高,而不是比大革命失败前高。红军力量比过去是大了,但还不是大到足以打垮蒋介石军队的程度。一九三二年的一二八事变,使全国的抗日反蒋运动掀起了一个高潮,但还不是全国革命高潮的到来。四中全会(四中全会:指一九三一年一月七日在上海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王明等人在共产国际及其代表米夫的支持下,通过这次会议取得了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了长达四年之久的“左”倾冒险主义在党内的统治。)的错误结论,临时中央作出的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错误决议,都对当时的形势作了错误的判断。我们不能说犯错误的同志对形势的判断是毫无根据的,但是他们夸大了客观事物的一个方面。 所以,我们应该收集反对意见。对于正确的反对意见,可以补充我们对客观事物认识的不足。对于不正确的反对意见,我们要把它驳倒。愈是不正确的,就愈要把它驳得彻底。既然要批驳,就得找论据,这可以加深我们的认识。正确的意见往往就是由系统地驳倒不正确的意见而产生的。各种资产阶级的、假马列主义的错误思想,为毛主席的真马列主义的正确思想的产生提供了条件。 毛主席的著作都是采取这个办法写的。如写《论持久战》,他先收集速胜论和亡国论的论据,经过分析、批驳,得出抗日战争只能是持久战这个正确的结论。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毛主席首先批驳只要研究一般战争的规律,或者只要研究俄国革命战争的经验,或者只要抄用北伐战争的经验,就可以解决中国革命战争战略问题的错误意见,然后提出必须研究中国革命战争尤其是十年土地革命战争的特点、规律和战略战术的正确主张。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也是先批驳文艺是超阶级的、文艺工者无所谓阶级立场的观点,进而阐明了文艺必须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根本方向。 所以,要做到交换,特别是要做到同反对自己意见的人、同其他阶级的代表交换意见,首先要明确交换的目的在于能使自己对事物认识得更加完整。同时,要设身处地地站在对方立场上想一想,他们的意见是否有道理,凡是有理有据的都要吸取。但是我们有些同志,往往不喜欢同自己意见相反的人谈话,互相交换看法,这是不好的。 二、比较交换是为了更全面地认识事物,比较则是为了更好地判断事物的性质。不经过比较,就看不清事物已经发展到什么程度,它的要害和本质是什么。检验黄金的纯度要用试金石,验血也有参照的标准。 我们如果用比较的方法,把一九三二年的革命高潮与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相比,再与上海三次暴动时相比,就知道一九三二年的革命高潮达到什么程度,然后再决定我们的策略,这样就不至于采取“左”倾冒险主义的行动。 上海三次暴动:即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一九二六年十月至一九二七年三月,上海工人为配合北伐的胜利进军,推翻北洋军阀的统治,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先后举行了三次武装起义。第一次发动于一九二六年十月二十三日,第二次发动于一九二七年二月二十二日。这两次起义均由于准备不足遭到失败。第三次发动于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一日,这一次在周恩来、罗亦农、赵世炎等领导下,于三月二十二日取得胜利,并建立了人民政权--上海特别市临时政府。 前几年有位美国将军叫史迪威,他派观察组到延安,拿我们对美国的政策,来比美国对我们的政策,结果改变了对我们的态度。 所以一经比较,就能够对事物认识得更清楚、更深刻。又比如,今天我们要不要在南满坚持,只要把现在坚持所带来的牺牲与将来退到长白山可能造成的牺牲,大小轻重,有无价值,加以比较,就容易作出必须坚持南满斗争的决定了。 三、反复比较仍然是认识的过程,反复则既是认识的过程,也是实践的过程。反复,首先要在决定了对策之后,再找反对的意见攻一攻,使认识更正确。而最要紧的,是在实践过程中反复认识。凡是正确的,就坚持和发展。如果发现缺点就加以弥补,发现错误就立即改正。总之,判断,行动,再认识,修正之,这样就可以不犯大的错误。 从我的经验看,如果上面说的三条要求都达到了,就能够比较全面地认识客观事物,避免某些片面性,作出比较正确的决策,比较好地做到实事求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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