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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长汀文史资料》第三十一辑（1998年6月），作者天锡，原标题《瞿秋白同志被俘后的英勇斗争》

正文

在长汀城西郊罗汉岭盘龙岗，苍松翠柏映衬着巍峨矗立的一座纪念碑，碑上有陆定一同志题写的“瞿秋白烈士纪念碑”苍劲有力、金光闪闪的八个大字。碑高达30米，碑座上刻有福建省委、省政府敬立的碑文，其中写道：“瞿秋白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他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和宣传家，中国的革命文学的奠基者之一。……”6多年前,瞿秋白同志是怎样在长汀被捕的，被俘后如何对顽敌进行英勇斗争，最后如何从容就义。这些问题，我们根据比较可靠的史料简述如下：

（一）濯田被俘

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工农红军为保存力量实行战略转移，于1934年10月开始撤离中央苏区。主力红军举行长征后，蒋介石集团又以10万兵力向中央苏区反扑，形势危急。1935年初，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作出决定，把身患重病的瞿秋白同志绕道香港送往上海就医。二月十一日，瞿秋白一行由瑞金九堡附近动身，同行的有邓子恢、何叔衡等同志以及项英同志的妻子张亮。步行约一星期，到达福建省委所在地汤屋（当时属会昌县），临时又加入一个妇女叫周月林，她是中华苏维埃工农民主政府司法委员梁柏台同志的妻子。那时，汤屋一带的形势也十分险恶，因此，他们在汤屋停留几天后便上路了。这一行人，化装成香菇商客和眷属，福建省委为了保障他们的安全，选调了二百余人组成护送队沿途保护。

二月的闽西，春寒料峭，夜间行路还是相当艰苦的，瞿秋白同志身体很弱，艰难地行进在崎岖山路上，经过四、五天的昼伏夜行，他们安全地通过了敌人的层层封锁，于二月二十六日转移到长汀县濯田区的水口镇一带，这天中午他们在水口附近露潭渡江时，被敌人发现行踪，派兵前来追赶，瞿秋白一行及护送队，当即过河登山，进入小迳村，在这里占据高地，当反动武装福建保安14团第二大队长李玉率队追来时，在小迳经过半小时左右的激战，瞿秋白一行分路突围，何叔衡同志跳崖牺牲，邓子恢同志突围而出，瞿秋白同志以及周月林、张亮等三人在山上丛林中被俘。

（二）智斗顽敌

被俘之初，瞿秋白同志虽然身受残酷的折磨，但咬定牙关，坚不吐实，他只说自己名叫林琪祥，江苏人，肄业于北大中文系，后在上海经营旧书店及古董生意，又入医学校学医半年，1932年因病游历福建漳州，适因红军打进漳州，将其俘虏送往瑞金，先后在红军总卫生部当过医生、医助，文书及文化教员。红军主力长征后，他被留在福建省苏维埃政府、省军区医务所做医助。敌保安十四团团长钟绍葵根据瞿秋白一行携有港钞、黄金、护送人员多数携带驳壳枪，判断他可能是共产党的“要人”，亲自将他押解至上杭县监狱囚禁。在此期间，钟绍葵等用尽了酷刑逼供，瞿秋白同志不为所动，并巧妙地掩护一同被俘的其他人。三月九日，他在上杭狱中写了一个“笔供”，编造了一套假情况，借以掩护真实身份，迷惑敌人。李玉看过这篇供词，对秋白说，如果所述属实，可以取保释放，并要秋白同志写信给上海的朋友索取证明，或在当地铺保，以证实确与共产党向无关系，即可予以开释云云。

四月十日，伪第八师在长汀、武平和会昌三县交界的归龙山下，俘虏了中共福建省委书记万永诚的妻子（名不详），供出瞿秋白等已于濯田地区被俘。第八师师长陶崎岳立即将万妻所供情况，电告国民党驻闽绥靖公署主任蒋鼎文，于是蒋鼎文立即电令驻防长汀地区的伪三十六师师长宋希濂和管辖该地区的第二绥靖区司令李默庵紧急查报。四月二十五日左右，钟绍葵受命派人将瞿秋白押送长汀。与瞿秋白一同被俘的项英之妻张亮等随即在被押解的丰年桥途中供称林琪祥就是瞿秋白。五月九日瞿秋白被押至长汀，被拘押在设于长汀中学里的第三十六师师部。次日，在敌人所谓“军法审判”中，经叛徒指认，瞿秋白同志承认了自己的身份。

鉴于先前瞿秋白同志在严刑逼供下坚贞不屈的表现，顽敌改变了策略，企图以生活上的优待逐步软化他的斗志，以获劝降之功。在宋希濂的“关照”下，瞿秋白同志的生活条件得到了改善，宋希濂以下大小军官都以“瞿先生”相称。瞿秋白同志不卑不亢、亦刚亦柔，与敌人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秋白同志自少年时代起，就写得一手好字，赋得一手好诗，刻得一手好印。他对于敌军官中附会风雅，求诗索印者，一概来者不拒，借以表达革命情操，抒发恒结情怀，但是，他始终是清醒的革命者，敌人煞费苦心妄图从他口中套取我党我军的机密，却始终未能得逞。

瞿秋白同志在一次回答问话时，对敌人说了一个假情况，他说：“二月初有过一次会议决定了三条路线：第一是闽北和清流、宁化一带；第二是由江口渡江向西行动；第三是于都兴国方面。项英、陈毅、梁柏台、何自立等就是在决定的几条路线中活动去了，至于何人任何路线，我却不明了。”这一条“兵分三路”的材料，曾经被某些人作为秋白同志“出卖我军秘密”的“罪证”，大肆宣扬。其实，事实并非如此，根据项英生前在《三年来坚持的游击战争》中回忆，当时根据中央二月来电指示，苏区留守部队兵分九路，进行游击活动。项英、陈毅同志不久就到达江西广东两省交界的油山地区，根本不在“兵分三路”中的任何方向。事实恰恰证明，秋白同志虚构“兵分三路”，目的是为了迷惑敌人，掩护我军的安全转移。这是智斗顽敌的一种策略。

五月中旬，瞿秋白同志在长汀狱中写了一篇长长的“供词”，他用很大的篇幅全面、热情地歌颂中央革命根据地在政治、经济、文教等方面所取得的成就，驳斥了国民党的攻击和诬蔑。并利用生命的最后时机，写了《多余的话》，对自己作了严格而深刻的解剖，客观而公允的总结。秋白同志在狱中尖锐地批判过胡适，批评过三民主义，痛斥过蒋介石及其主子，并向看守他的一些下级军官进行过革命思想的宣传。他对狱医陈炎冰说：现阶段中国革命是土地革命，毛泽东的土地革命、农村割据主张是正确的。他在赠给陈炎冰的一帧照片上写下了这样两句话：“如果人有灵魂的话，何必要这个躯壳！但是，如果没有的话，这个躯壳又有什么用处？”在瞿秋白同志看来，有的人虽生已死，因为他只有躯壳而无灵魂；有的人虽死犹生，因为他是一个不死的灵魂，与永恒的宇宙同在。

瞿秋白同志从被俘到五月底，三个月过去，敌人从刑讯逼供到软禁厚待，都没能从他口中捞到他们所需的任何东西。长期监禁不能战胜瞿秋白的坚强意志，这一点，敌人是看到了。但是，他们认为样一位声望卓著、中外闻名的中共领导人，万一愿意改变宗旨，对巩固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的统治，将会有很大的好处，于是南京伪中央党部的人员亲自到长汀作说客了。

为了达到劝降目的，陈立夫特别召见王杰夫，对王说：“如能说降瞿秋白，那在国内国际上的号召和影响都是很大的。”并布置王杰夫通过秋白同志查明我党在上海、香港地下组织关系和在江西的潜伏计划。王杰夫赴闽的头衔是“中央组织部特派福建党务视察委员”，王杰夫之流于六月十三、四日抵达长汀。谈话进行了多次，王杰夫之流一是用亲属、朋友的情谊“感化”他；二是用“爱惜”他的才学，让他从事译著或教育工作来引诱他；三是用中共的叛徒（如顾顺章）投敌后所受到的“优待”、“重用”来打动他。然而，瞿秋白同志始终不为所动，并一针见血地指出：敌人不可能没有附加条件让他生存，坚定地表示“不愿丧失人性而生存，不愿作出卖灵魂的识时务者”！以其对党和革命的一片忠诚，击败了敌人的劝降阴谋。陪同王杰夫前往的国民党厦门市党部书记、中统特务朱培璜后来供认，他们“用尽欺骗伎俩，由于瞿秋白先生忠贞不屈，严词拒绝，致无结果而返。”

（三）从容就义

国民党反动派无法招降瞿秋白为其所用，便要杀害瞿秋白以除后患了。

本来，六月二日蒋介石就从武昌行营密令蒋鼎文将瞿秋白“在闽就地枪决”，只是因为陈立夫遣人对瞿秋白同志劝降，拖迟了行刑的时间。王杰夫等人一走，蒋鼎文、李默庵于六月十五日、十六日、十七日连电催促三十六师迅速执行蒋介石的处决令。

六月十七日夜，三十六师参谋长向贤矩像往常一样来到秋白同志的囚室。但这一次，他不是索供，也不是求诗。他是奉命有意把蒋介石的处决密令暗示给秋白同志。也许，这位蜚声国际的共产党人，在死神面前会吓得软瘫如泥。瞿秋白万一有回心转意的表示，那岂不是意外之功。然而，向贤矩估计错了。秋白同志同往日一样，沉静，安详，毫无惧色。瞿秋白同志表现得如此从容，是由于他早就树立了无产阶级的生死观。秋白同志曾对他的夫人杨之华说过：“我们的不自由是为了群众的自由，我们的死是为了群众的生”。“被捕在革命中是难免的，反真理的敌人不配审判为真理而斗争的人，到那个时候真理要审判反真理的敌人！”

六月十八日是瞿秋白同志就义的日子。

这一天，三十六师师部，兵卫严密，一派肃杀之气。早晨八点，三十六师特务连连长廖祥光走进囚室，向秋白同志出示枪决命令。秋白同志正在伏案挥笔书写绝笔诗：“夕阳明灭乱山中，落叶寒泉听不穷。已忍伶传十年事，心持半偈万缘空。”他一边手不停挥，一边镇静地说：“人生有小休息，有大休息，今后我要大休息了。”把诗写完后，又附上跋语，末署“秋白绝笔”字样。然后坦然正其衣履，随着廖祥光到中山公园凉亭前拍照。今天我们还可以从这幅珍贵的遗照上看到秋白同志最后的风采。他上身着黑色中式对襟衫，下身穿白布抵膝短裤，黑线袜，黑布鞋。背着两手，昂首直立，恬淡闲静之中流露出一股庄严肃穆的气概。这时，敌人已备好菜四碟，酒一瓮，秋白同志自斟自饮，谈笑自若，视死如归。

餐毕，秋白同志在匪兵刀枪密布之下，从容步出中山公园，刑场是长汀西门外罗汉岭下蛇王宫养济院右侧的一片草坪，距中山公园二华里多，一路上秋白同志手挟香烟，顾盼自如，缓缓而行。沿途唱《国际歌》、《红军歌》，呼“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国革命胜利万岁”，“共产主义万岁”等口号，到达刑场后，秋白同志盘膝坐在草坪上，对刽子手微笑点头说：“此地很好！”。饮弹洒血，从容就义，年仅三十六岁。当天中午，宋希濂向李默庵电告：瞿秋白“已于本日上午十时遵令执行枪决”。下午，秋白同志遗骸葬于罗汉岭盘龙岗。

本文主要参考资料：

1、陈铁健：《最后的斗争——瞿秋白就义前后》，载于《瞿秋白在汀州》厦门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2、陈君邦：《瞿秋白被捕经过之考辨》，载于《瞿秋白在汀州》。厦门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3、肖克芬：《瞿秋白就义前后》，载于《中学历史教学参考》1991年第3期。

4、笔者在长汀濯田梅迳的调查记录。

资料来源：

《长汀文史资料》第三十一辑（1998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