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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企业家都应该了解的重大命题:家风与传承

2021-12-15 10:51| 发布者: admin| 查看: 60| 评论: 0|来自: 秦朔朋友圈(ID:qspyq2015)

摘要: 近年来,中央领导多次提到一句话,“天下之本在家”。只有千千万万的家庭好,一个国家才会好。传家,最终传的不是财富,而是家风。只要家风在,就可以厚德载物,生生不息。传承的第一步就是要消除隔阂古人对齐家非常 ...

近年来,中央领导多次提到一句话,“天下之本在家”。只有千千万万的家庭好,一个国家才会好。


传家,最终传的不是财富,而是家风。只要家风在,就可以厚德载物,生生不息。

传承的第一步就是要消除隔阂

 

古人对齐家非常重视。孔子“诗礼传家”,孔门传衍到现在,按历代官方承认的衍圣公这一支嫡系子孙来计算,今天已经到了“佑”字辈,是第80代。

 

如果从曲阜孔氏来算,已经到了82代。如果从其他旁支来计算,我相信早已经超过82代。如今这个家族已经达到300万人,光曲阜一地就超过15万人。

 

孔氏家谱历2000余年如一日,每一代子孙都记载得原原本本。传世80余代,未必代代都是人中龙凤,但人才辈出,鲜有留下污点。

 

孔子创立的儒家思想,以“仁”为核心,还包括义、礼、智、信、恕、忠、孝、悌等,已经融入我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们只有做不到,而不可能没看到、没听到。

 

孟子说,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后世的人看到了更多事实,将孟子这句话层层注脚,就变成了:道德之家,十代以上,耕读传家次之,诗书传家又次之,富贵传家,不过三代。

 

大家都听过“孟母三迁”的故事,孟子的父亲虽然在他三岁时去世,但母亲的陪伴比较久,一直活到他56岁。孟子能成为“亚圣”,离不开母亲的作用。遗憾的是,孟子的母亲在历史上没有留名,我们只知道她姓仉(zhǎng),惯称为仉氏。仉氏克勤克俭,含辛茹苦,坚守志节,抚育儿子也是慎始、励志、敦品、勉学,数十年如一日,丝丝入扣,毫不放松。

 

孔子成长坎坷,对子弟都很严苛,孟子似乎要柔软一些。比如,孟子有一个观点“父子不责善”,就是父子之间循循善诱,谆谆教导,多一点儿尊重和鼓励,少一点儿苛求与批评,如果过于求好求全,换来的可能是孩子的逆反,造成疏远,最终酿成家庭的不幸。他看到了代际传承中的一个核心问题:传承的第一步就是要消除隔阂。

 

传承中的四个故事

 

传承不是分钱,分钱很容易,只是技术活。但是,钱是没有温度的,所以易散。传家却很难,因为带着温度,而且无形。

 

所谓的传承富贵,就是传承财富。下面讲四个故事。

 

第一个故事:一个中国“世界首富”的殒灭

 

2001年,《亚洲华尔街日报》评选1000年来世界上最富有的50人,中国人占6个:成吉思汗、忽必烈、和珅、刘瑾、伍秉鉴、宋子文。

 

伍秉鉴是广东商人,做到了十三行的“商总”,相当于广东商会的会长。在西方人的史书中,谈起鸦片战争,伍秉鉴是仅次于道光皇帝、林则徐的三张中国面孔之一。马克思的书中,也曾提到了伍秉鉴。



他是一个商业天才,也是一个商业家族悲剧的样板。他生前曾把田产、房屋、店铺、银号和在欧美的财产做了一次清算,总计是2600万两白银,相当于当时国家财政收入的2/3。

 

他之所以在西方的知名度要远远大于中国,因为他的企业“怡和行”几乎垄断了中国和欧洲的对外贸易。

 

他也是中国帝制时代的一名官商,曾因向ZF捐献巨款换了一个正三品的顶戴。他对广东巡抚、两广总督到朝中亲王、重臣都有打点,左右逢源。他在生活中极为高调,家庭生活极其奢靡。伍家当年建在珠江岸边的豪宅,只有《红楼梦》中的大观园能与之媲美。

 

他的家族盛极而衰,财富在鸦片战争前后,迅速被ZF勒索清算,基本到他儿子之后就全部清空了。

 

为什么当时的中国会横空出世这么一个极具绚烂又昙花一现的家族?

 

伍氏家族是典型的岭南商人家族,世代从事茶业,清初从福建来到广东,到伍秉鉴是第六代。伍秉鉴善于经营人际关系,待人谦和,为人又异常低调,所以在外界留下一个亲切、慷慨的美名。但他对家庭成员却一反常态,几乎从来都不苟言笑,据说“一辈子只讲过一句笑话”。他有五个儿子,最后继承家业的是第五子伍绍荣。

 

伍秉鉴对下一代既纵容,又很苛刻。因为下一代是守业的一代,缺少上一代左右腾挪的能力和耐力,只需坐享其成,但是伍秉鉴家长式的严苛教育,缺少亲情,疏于照料,导致下一代普遍懦弱不堪,尤其正逢鸦片战争,下一代根本应付不了这样错综复杂的历史局面。

 

伍秉鉴是在1843年死去的,中英在1842年签订了《南京条约》,赔款2100万两,割让香港岛。死前的几个月,他最关心的不是国家安危,而是家业保全。为此,他给美国的一个朋友写信说:他最希望的是移居到美国,但是年纪大了,走不了了。

 

伍绍荣在伍秉鉴死后,马上卷入到鸦片战争的漩涡。他个人在参与中英谈判的过程中,虽然进退维艰,但是其舍弃国家大义只求保身的行径,令人不齿,留下了不少历史污点,到第二次鸦片战争来临的时候,伍家就全面败落了。

 

回溯伍氏家族的败亡,固然有国家颓势所然,但是不要忘了,伍家的兴盛,也是抓住了世界工业革命后中国国门洞开的大周期。他们家在海禁时代靠福建贩茶起家,在广东又靠全国唯一对外通商的十三行做外贸兴起。他们自愿陷入官商的迷局,却吝有半点家国情怀,虽然富甲一方,却没有造福一方。

 

所以,伍家衰败的根本问题还是传承出现了系统性问题,而非外因。到伍秉鉴第三代,伍家子孙更不争气,为争夺家产互相撕扯,家业也就散尽了。从此,世界第一大财团家族只经历了不到三代人就烟消云散。



第二个故事:与中国有关的两大西方家族

 

讲完广东伍氏家族,再分享另外两个与之有关的家族的故事。一个叫威廉·渣甸,是英国人;一个叫约翰·福布斯,是美国人。

 

威廉·渣甸在广州成立了怡和洋行,正是从伍秉鉴的企业“怡和行”得名。怡和洋行能做大,主要靠伍秉鉴的扶持。但威廉·渣甸做了两件事,改变了中国历史,一个是大力鼓动英国ZF对中国开战,二是教唆英国索取香港。怡和洋行曾代理港英ZF管理香港。

 

约翰·福布斯,本来是一个来自波士顿的16岁穷水手。伍秉鉴看他聪明伶俐,就收为义子,教他做生意,还帮他在广州创业,合办了一家叫“旗昌洋行”的企业,占了60%的股份。后来约翰·福布斯带着在中国赚的钱回到了美国,全部投资到铁路,成为北美最大的铁路承建商。

 

今天,当我们看到《福布斯》杂志,对财富排行榜津津乐道,但是对其背后和中国的这段前尘往事,很少有人知晓。

 

这三个家族的故事,源头都在中国,都在伍秉鉴,这个人在中国几乎蒸发掉了,而由他衍生的另两个家族,却成为世界上影响力最大的家族之一。这让人唏嘘,也让人深思。

 

威廉·渣甸虽然没有嫡系的子嗣,但他的侄子继承了他的事业。这两代人非常关键,他们完成了家族成员参与家族事业的一系列规章制度的创建,并一代一代完善。这些制度涉及到他们在社会公德、生活私德方面的种种准则和要求。

 

所以,这个家族的成员很少会传出负面的新闻,哪怕在私生活上也极其低调。时至今日,该家族的成员仍控制着董事会,成为这家巨无霸企业长远发展的坚实基石。

 

福布斯家族也同样如此,该家族有一条格言:“我们要用钱来缔造幸福,而不是要成为它的奴隶,别让财富主宰你的人生。”

 

在纽约曼哈顿第五大街60号的福布斯大厦,大堂挂着一幅福布斯家族祖孙三代的大幅照片。在《福布斯》的会议室里,桌子上放着一块中英文对照的牌子,上面赫然写着:“讲话、演说、写文章和写决议案都应该简明扼要。会议也不要开得太长。”落款是“**”。从这些细节可以看出,这个家族非常珍视与中国的渊源。

 

美国前国务卿约翰·福布斯·克里,就是约翰·福布斯的曾外孙。



第三个故事:积善之家的塚喜家族

 

下一个故事把目光转到我们一衣带水的近邻日本。

 

做企业的都知道企业本身有生命周期。全世界前一百名存活时间最长的企业表,榜首是日本金刚组,创建于公元578年,已经快1500年了,那个时候中国还处于南北朝。日本以长寿企业多而闻名世界,超过150年历史的企业,日本是全世界最多的,超过2万家。

 

时代大潮如歌,水深则流缓,只有家族的文化根基足够深厚,才会像水一样平静而安然。

 

接下来要讲的这个案例,是日本的塚喜集团。这是我们过去每年都去的参访企业,所以很熟悉。因为疫情,这两年我们才没有去。



这家企业成立于1867年,和明治维新同岁。塚喜集团是靠做和服起家的,至今传到第6代。塚喜家族的家训是“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取自《易经》,写成了一个高悬的匾额挂在企业里。中国曾有一个首富盛宣怀,也非常喜欢这句话,但没有得到余庆,而塚喜家族得到了。

 

塚喜集团第六代掌门人塚本喜左卫门,在他父亲91岁去世时,整理遗物时无意发现,父亲留下差不多有40罐的铅笔头。他父亲生前,每天早上3点钟起床,花15分钟削铅笔,削好后就开始工作,认为这样可以培养自己一天的集中力。这些铅笔头,成为其一生勤勉、节俭的写照。

 

塚本喜左卫门说,每当自己想偷懒时,就会想到父亲削铅笔头的情景,想起父亲的创业维艰,从而鞭笞自己要控制情绪,更要努力奋斗。这些铅笔头罐,已经成为他们家族弥足珍视的图腾,也是最大的精神财富。

 

在塚本喜家族,经营者将子女的教育视为事业一样重要,他们认为,精神理念传承的重要性远胜于物质的传承。正因为如此,塚喜集团才有“三方好”的经营理念,首先要对客户好,才能对企业好,但更重要的是要对社会好,这样的企业才能长久。

 

放之世界,从知名度来说,塚喜集团并不是特别突出的,但这个家族带来的思考和启发,却是深远的。这些年,我带领不少创业者和企业家走进日本的家族企业,多次亲眼看到这些家族成员之间亲善和谐,对社会对他人也始终保有一份温和的感恩,让我们感慨不已。

 

第四个故事:荣家的起伏

 

1948年春,无锡籍历史学家、《国史大纲》的作者钱穆,被江南大学的创始人荣德生请到这所大学任教。在中国,一个家族创办一所大学并不多见,尤其是1949年以前创办还能保留至今的。

 

荣德生是当时的中国首富。荣家住在荣巷,是荣氏家族的发源地,现在是无锡的一个城市景点。

 

荣德生把钱穆安排住在荣巷的一个楼上,每到周六下午,荣德生夫妇就会从城里来,住在楼下,在次日下午离开。有时候,他们还会把儿子荣毅仁也带过来。他们每周来住在这里,就是为了周六晚饭后能和钱穆在楼上或楼下畅谈两小时,释放内心的诸多困扰。

 

有一次,钱穆问荣德生:“你一生获得这么多财富,有何感想呢?”荣答:“人生必有死,两手空空而去。钱财有何意义,传之子孙,也没有听说可以几代不败的。”



荣德生感慨说,或许他这一生唯一可以留作身后纪念的,就是他在1934年修造的那座无锡宝界桥。他说,如果将来中国人知道有个荣德生,大概也只是因为这座桥。

 

这段对话已经过去70多年了,荣家在无锡的产业,只剩下废址的工厂遗址,但无锡蠡湖上的宝界桥依然还在,人们每次站在桥头,就能看到荣毅仁题写的“宝界双虹”四字。

 

我已经无法求证,荣毅仁最后选择就读圣约翰大学的历史专业,和他们父子与钱穆的这段交往有无关系。但回看荣毅仁的一生,他的许多次决定人生命运与家族兴衰的历史抉择,他都选对了。

 

荣家是中国现代最知名的红色资本家族,**就曾说过,荣家是中国民族资本家的首户,中国在世界上真正称得上是财团的,就只有他们一家。

 

1986年6月18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家族聚会,荣家200多名家族成员得以相见。**也参加了这场家族聚会,他在会上激动地紧握住荣毅仁的手,说了这么一句话:“你们荣家家族就像那战场上的杨家将,个个都是英雄,为国家做了那么多贡献,你们是有功的!国家未来的发展离不开你们!”荣家在场的人无不热泪盈眶。

 

相比伍秉鉴家族,孰高孰低一目了然。伍秉鉴家族面对国家危亡,第一个想到的是如何移民海外,保全身家,根本不顾及其他,但荣家做到了家国兼顾。

 

荣家靠面粉生产起家,后来经营纺织业。1956年,家族产业在公私合营中全部交给国家。1979年,荣毅仁组建中信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成为当时国内最大的金融企业。多年后,他的儿子荣智健回到家乡,像他的祖父一样,也修了一座桥,比他祖父的那一座桥更气派。但这座桥似乎更是一座有形的桥,比不上其祖父那座无形的桥。



费正清之问:家族传承关乎国家战略

 

当财富已经远远超出了个人的消费和享受之后,其拥有者将如何处之,这是一个比创造财富更艰难的命题。

 

在中国历史中,凡是富贵传家,几乎没有成功的案例。司马迁的《史记》,记录了21个西汉时期的中国富豪家族。《二十四史》中介绍财富家族的总计有14部。即使清代,中国最雄厚的财富家族几乎都在山西,晋商的财富已经相当于中央财政收入的2倍,但是在536卷的《清史稿》中,只有一个晋商家族记录在案。到了近代以后,几乎所有的晋商家族分崩离析,没有一个家族的财富延续至今。

 

在2000多年中,中国历史记录在案的财富家族,即便他们富可敌国,但做到全身而退的也极其之少。他们大多数都死于非命,声名狼藉,身后财产被ZF盘剥查抄,荡然无存,连子孙都被财富牵连。

 

通过中国这么多传承败局,可以看到,没有道德、诗书传家,财富传承就是一个伪命题。这就是君子之泽五世而斩,俗称财富不出五服的意思。

 

为什么会这样呢?许多历史学家、经济学家给出了各自答案,但有一个人的回答,我觉得最简单最形象。

 

这个人是一个美国人,叫费正清,1972年尼克松访华前,对中国问题的许多意见都要先征询他。他既是历史学家,又有经济学、政治学的背景,还在中国生活过,对中国人的了解非常透彻。



费正清认为,中国的财富家族面对财富问题,与西方的家族有着截然不同的想法。首先,中国这些财富家族普遍缺少财富的社会意识,能意识到财富不属于自己的人极其之少。正因为如此,他们的创富只是为了“取得捕鼠的特权”,而“不是制造一个更好的捕鼠机”,所以,他们与政治永远靠得很近。

 

正因为如此,在面对下一代问题时,他们很少会在家族传承上进行家族制度的建设,财富只能是成就一代人或两代人的特权,自带功利的色彩。即便他们推举家风,也完全是从维持财富的目的出发。他们纵然有穷则独善其身的操守,但是很难有富则兼济天下的动力和本能。

 

费正清熟知中国历史,他本人还接触到不少中国的财富家族和政治门阀,所以才洞悉这个问题的本质。他也看到,正是基于这种现状,中国人在财富积累上普遍有一种不安全感和幻灭感,极其焦虑,但又无可奈何。

 

财富不等于财富文明。千百年来,这种普遍的心态造就了中国人的某种性格,即便中国人早在北宋年间就创造了纸币交子和股份制企业的出现,在元朝成为全球第一个将纸币作为法币的国家,而且第一个建立银本位,但中国人在家族传承上私德胜过公德的培育,以及缺少家族传承制度上的创造,也就不能消解财富传承的断续现象。

 

在一个耕读的年代,财富依附于土地,这种影响相对于社会而言,分散和缓慢,但是在一个资本的年代,民间财富流动的规模和频度大大增加。时至今日,中国人在创富上屡创奇迹,财富家族呈井喷之势,在各种百富榜上你方唱罢我登场。这些财富新贵家族存续的时间,我们今天还无法给出一个准确的估测,因为他们的演进还在进行当中。但是,两大从未出现过的社会问题正浮出水面:

 

一、中国人的创富只花了40多年时间,就走过了西方200多年的道路。我们第一代的财富家族都要从1978年算起,1984年是我们大企业集群式诞生的元年,财富家族开始加速出现。

 

我先分享一组数据:截止到2020年,我国企业总数超过3800万家,规模以上超过1000万家,这还不包括个体工商户8000万户以上。民营企业中约有90%为家族式经营,在未来5-10年,将有300万家民营企业面临接班换代和财富传承的问题。第二代愿意接手并延续父代产业的比例仅为10%左右,子女接班人在意愿和能力上都能符合接班条件的少之又少,成功率也只有30%左右,就是说只有3%的企业可以成功突围。

 

在西方已经出现过这种现象,美国布鲁克林家族企业研究学院的研究表明,大概只有3%的企业可以活到第四代。这是什么概念呢?就是说,从爷爷开始,到孙子这一辈,97%的企业就没有了。

 

摆出这一组数据,是想告诉大家:大多数中国家族的财富传承都可能不会成功,而且还会因此带来一系列的家族内部问题。因为财富传承,往往传承的只是钱财,而不是产业,更不是家风和道德。

 

二、如果按照刚才我展示的数据推导,会发生什么呢?就是说,未来第二代、第三代时,中国300万的家族财富会大量面临传承失败,如果在一个非常离散化的生命周期里面是无所谓的,只要时间足够长,一个家族倒了,新的家族起来,影响会被稀释。但是如果我们成千上万个家族在同一个周期坍塌的时候,就出现了物理学上的共振现象,就像一群人通过一座桥的时候,齐步走的破坏力远远大于每一个力相加的总和。如果这样的话,中国经济就有可能出现一个非常大的周期性波动,对整个社会的冲击不可低估。

 

第七次人口普查以后,国家对垄断、教育、游戏行业和涉及到信息安全的产业进行整顿,就是为了预防经济的结构性震荡,否则就会对中国2035年节点目标造成危害。所以,我们应该从社会影响和国家战略的角度,去看待财富传承问题。

 

这就是为什么家族传承的话题在今天被反复提起的真实原因。因为传承已经不是你们一家子的事情,也不只是钱的问题。风起于青萍之末,这背后其实涉及到一个无比巨大的国家战略问题。



有家风,才有传承

 

财富在当今中国面临的首要问题是:怎么能够在经济发展的同时,更多一些地体现社会公平?

 

一个家族思考财富的传承,要把家族传承的意义寄托在对社会的贡献上,思考家风建设的内涵。

 

从全球化角度来看,财富增加到一定地步的时候,人们必定会把更多的关注、热情、时间投入到精神领域,进而改造一个家族、一个社会的生态。所以,我们要有长远而广阔的视野看待传承。

 

家族财富运用何种工具进行传承不是今天探讨的话题,这是专业层面的问题。常见的家族传承方式,包括遗嘱、保险、家族信托和基金会等,都属于技术和工具层面,可通过第三方的专业财富管理公司和金融专家去实现,帮助家业和企业间做一些风险隔离,但最大的风控在于一个家族的精神和道德能不能一脉相传,永葆家风。

 

这个任务非常艰巨,但并非不可企及。

 

中国的家风,往往是通过言传和身教传承下去的。言传的形式,最重要的就是家训。孔子有庭训,但并没有为后代写就一篇家训。中国家训很多,尤为推崇的是《钱氏家训》。

 

一部《钱氏家训》绵延千年,家族名人辈出。钱氏家族被公认为“千年名门望族,两浙第一世家”,封君王、国公者二十余人,封侯拜相、入仕内阁者,将近百人。特别于近代形成“井喷”,文坛硕儒、科技巨匠数以百计,都源于这部家训。

 

钱氏家族是中国出院士最多的家族,仅无锡钱家便出了10位院士和学部委员。钱学森是五代十国时吴越武肃王钱镠(公元852年-932年)第33世孙,而钱伟长是钱镠的34世孙。钱穆,就是钱伟长的叔叔。



后来,这些近代的钱氏子孙被概括成“一诺奖、二外交家、三科学家、四国学大师、五全国政协副主席、十八两院院士”。令人惊奇的是,这其中还涌现了不少“父子档”:钱基博、钱钟书父子,钱玄同、钱三强父子,钱穆、钱逊父子,钱学榘、钱永健父子等等。

 

钱姓在《百家姓》中,仅次于皇族赵家,排名第二,并非浪得虚名。这当中有一个典故,吴越国顺应时势,放弃割据而“纳土归宋”,使宋朝实现和平统一,黎民百姓免受战乱之苦,被后人称道。

 

钱镠的遗训中有一句“善事中原”,这种顾全大局的基因,已书写进后世的血脉之中,并在家族的千百年历史中不断得到回应。

 

2009年4月18日,温家宝总理会见中国TW知名人物钱复时,特别引用了《钱氏家训》的一句话:“利在一身勿谋也,利在天下必谋之”,寄语中国统一的宏旨。

 

《钱氏家训》不过635字,是融合先祖八训和遗训归纳而成,共分个人、家庭、社会、国家四节。钱氏家族就是道德传家的典范,他们将家风建在耕读和诗书之上。钱伟长曾说过,“我们钱氏家族十分注意家教,有家训的指引,家庭教育有方,故后人得益很大。”

 

根据“家富提携宗族,岁饥赈济亲朋”遗训,家族建立义庄,开设义田,既劝导子弟捐财扶弱,又做助学基金之用。当年,钱伟长幼时丧父,家境贫困,正是家族义庄予以周济和叔父钱穆的接济,他才完成学业。史学家许倬云在谈到江南士大夫家族时,也曾对钱氏家族劝学助学之风津津乐道。

 

我们这一代人,经历了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财富大爆炸,既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可能是一个最不好的时代,因为一切都处于不确定之中,如同李鸿章在百年前的感发,这是“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不过,百年俱往,我辈岂是蓬蒿人!

 

我们相信,无论时代如何变迁,一个人、一个家族都应该与国家同向而行,用家风的无穷恒量,化变量为增量,于私于公都是莫大的功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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