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教授：自己写的书，都是为评职称用的，没啥意思，大家不要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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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段时间刷到一个视频，视频中，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王德峰直言：自己写的书，都是为评职称用的，没啥意思，大家不要读。

复旦大学是国内最顶尖的大学之一，王德峰教授是该校颇有影响力的教授之一。一个知名大学的知名教授，在公开场合用最直白的话语评价自己的学术著作，表面上看是在否定自己的学术作品，实际上是在讽刺当下的职称评审机制。

1）很多一线教师对职称评审制度颇有微词

无论是基础教育阶段的中小学教师群体，还是高等教育阶段的大学教师群体，其中都有相当一部分人对职称评审制度颇有微词。

熟悉教育体制的人都知道，高校职称评审和中小学职称评审有“共性”，也有各自的“个性”。一般来讲，中小学教师的职称评审工作由当地教育部门组织，本科院校教师的职称评审多由高校自行组织。由于各地各校存在现实差异，大家对教师申报职称的材料会有不一样的要求，但总体上差距不大。

以中小学教师职称评审（从二级教师晋升为一级教师）为例，因为职称名额是按教师人数以一定的比例分配到每个学校，这就导致部分年轻教师较多的学校一级教师岗位不足，部分年轻教师不多的学校一级教师岗位富余。于是出现了一个现象：同时参加工作的两位水平相当的教师，在两个不同的学校上班，一位教师早就评上了一级，且在为高级教师职称评审做准备，而另一位教师可能只是二级教师，还在为一级教师职称发愁。

当然，人们对职称评审制度颇有微词，不仅仅是因为学校岗位不足导致一些符合条件的教师无法正常晋级，也是因为对评审过程的公正性，评审材料的合理性等诸多方面存有质疑。

2）能不能用“同行评价”来确定教师的职称等级？

一线教师特别在乎职称评审，一个很大的原因是职称等级与工资待遇直接挂钩，同一个地区同等资历的两位教师，职称高的工资就高。

作为一线教师，如果职称长期停滞在较低等级，工作积极性会受到很大打击，一方面是因为收入得不到提升，另一方面会因为觉得自己工作得不到认可而情绪低落。

教师情绪和工作积极性会影响整个学校的教育教学氛围，那么，为了学校的发展和孩子的教育，我们能不能设计一个更好的教师评价机制呢？比如用“同行评价”来确定教师的职称等级？

用“同行评价”来确定教师的职称等级，大概意思是压缩材料在职称评审当中的权重比例，以同行评价的结果作为最重要的参考量，确定教师的职称等级。可是，“同行评价”也不一定很公平，它存在两个很难解决的问题。

第一，能不能建成高质量、成规模的专家库？

同行评价的前提是有高质量、成规模的专家库。可能有人会说，现在的职称评审，各地教育部门都已经建立了专家库。但现在的专家库成员仍是以高级教师为主的“专家”，这些高级教师是通过原来的职称评价体系晋升的，他们的评价标准很难改变。

第二，能不能确保没有人为因素干扰？

不可否认，中国的很多地区，还是人情社会。关系好的朋友，照顾一下；“上面”打个招呼，通融一下；亲戚家的小孩，关心一下……在这种状况下，职称评审如果只参考“同行评价”，能确保没有人为因素的干扰吗？

由此可见，“同行评价”看上去很美好，实际上操作空间却不大。

不过，用“同行评价”确定教师职称等级不靠谱，不代表教师评价没有优化的空间。在部分发达国家和地区实行的“多元评价”，其中有一些东西值得我们借鉴。

英国教师评价中考评者和被评价教师相互尊重并达成共识，在教师职称评定环节，教育行政人员、教师同行、学生都有权发表意见并影响评定结果；日本东京都在教师评价中由教师与校长、教导主任面谈确定教育目标，考核期结束后教师进行自我评价，再经教导主任初步评估，由校长通过课堂观察最终按等级评定；韩国教师评价起初由教育管理者实施，后将学生、家长、同事、校长纳入评价主体。

话说回来，普通教师哪有改变现行职称评审体系的能力？他们所能做的，无非是提出一些看法和建议，然后不断宽慰自己，并把注意力投放在学生身上，努力把学生培育成灿烂的花朵，再从中获取成就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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